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在八大处待了不到半个月，林绍纲就接到杨朔的电话，催他回来一起筹备“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”，只能匆匆赶回去上班。

《第七届“好记者讲好故事” 投票入口》这些都在直接弱化有些地方经济数据方面造假的动力。接下来，建立和完善与“高质量发展”相配套的地方官员考核制度，也很重要——如果说，优化官员考核制度、深化预算制度改革，是从正面减少官员造假现象，那加强经济统计和审计监督，严肃落实相关问责制度，则是必要的反面激励建设。